2017年12月的一个上午，企业家汪建在深商大会发表演讲，是时座无虚席。这是一场并不知名的企业家聚会，但东道主深圳作为中国新兴崛起的科技大都会，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雄心赋予会议不同以往的影响力。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与商界名人相继出席，他们同台谈论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将如何迅速改善人们的生活。当地官员曾试图将这个最初只有3万人口的渔村建造成像纽约和伦敦那样的国际金融城，但后来目标发生了转向，他们如今的想法是如何与硅谷比肩。

64岁的汪建或许是能够帮助深圳乃至中国达成愿望的那个人。在这里，他所创建的华大基因常常被称为“下一个腾讯”。汪建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参与者，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罕见地使中国的基因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主导了它后来的产业化。作为行业无可争议的领袖，汪建在会议上尽情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他穿着一身轻薄的运动衣从西装革履的人群中蹦出来，快步跑上讲台。随后汪建摆出一副授课的样子，玩弄着一个事先准备好的DNA模型说：“五到十年，我们可以化学合成任何生命。”他用一只手肘斜靠着讲台，眼望远处的虚无，以轻蔑口吻留下一句话：“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要来了。”

汪建的言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遭到了嘲笑。几天之内，演讲视频的点击数超过50万次，收到数千条网民的评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汪建在吹牛。在最受中国知识阶层欢迎的问答网站知乎上，几位自称在华大基因工作过的员工说，汪建素来狂妄自大，梦想把自己塑造成造物主。还有人认为他“为了股价和名声不择手段”。一家善于制造话题的股市财经媒体则将汪建与乐视的创始人贾跃亭联系在一起。后者所创建的互联网科技集团近来摇摇欲坠，与其当初向投资者和员工所描绘的完美王国大相径庭，曾经风光一时的贾跃亭也成为了商业骗子的代名词。作者将两人归为一类，称他们都只是讲故事的高手。对于万千无从证伪的看客，汪建就像是又一个抛售梦想的敛财者，一个满口谎言的空想家。

汪建却表现得毫不在乎。他没有对外作任何回应，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样。汪建不止一次告诉媒体，他从来都不关心别人的评价，并认为把时间花费在这种事情上完全是庸人自扰。“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肯定比你们清楚，用得着你们来告诉我？”

高人一等的语气令人不寒而栗。很多人觉得，汪建已经沉沦于挥霍自己的成就和权威。就连一些曾经与他工作过的人也认为汪建是在作秀，而且是以一种过时的、浮夸的方式。“高高在上，指手划脚。”在深圳一家初创基因公司的休息区，我听到年轻人谈论汪建，“我们做的事情在他眼里就是小孩子过家家。”北京一位研究企业公共关系的学者对我说，“在习惯被讨好的大众眼中，汪建完了。”

资本界也不得不臣服于汪建。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希望见到他，但面见之后却往往深感头痛。而更多的投资机构则一直遭遇闭门羹。一位曾接触过华大基因的投资人告诉我，汪建对外部投资者提出的谈判前提是“一高三不”——高估值，不对赌、不承诺上市和回购。这意味着投资人必须对汪建抱有一种几乎无条件的信奉和服从。这位投资人苦笑着说：“我们是去朝圣的。”最早投资华大基因的松禾资本合伙人、董事长罗飞曾谈道，在其投出第一笔钱时华大基因甚至没有商业计划书。

汪建也经常公开表达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强硬立场。去年的一次采访中，汪建被问及对于股票市场和资本方的态度。“我从来不看股票。”他用一贯的戏谑口吻说，“如果我缺钱，你从门缝里塞给我，然后就离开。”汪建称投资者是战友，但他是总指挥，“不听话我就要打屁股。”随后他立即严肃起来，“资本妄想介入我的内部。在我这里还需要讨论吗？只有命令和执行。”

对于政治，汪建表现得若即若离。华大基因的成功并非一个简单的中国崛起的故事，实际上来自政治的影响对它而言有好有坏。该公司所涉入的基因研究及产业与大众的生命健康相关，这决定了汪建不得不与政府展开合作。汪建因此常常对外称，眼下中国政府仍拥有大量优秀且开明的人才和干部。他说，华大基因最多在一天之内接待了17个政府参观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领域的开拓者，汪建不仅要改变大众认知和传统经商文化当中的陈习，他也需要不断对这个国家森严繁冗的科研、医疗体系发起挑战。中国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商人马云对政商关系曾有一个广受认可的表述：你应该与他（政府）谈恋爱，但不要嫁给他。看上去，汪建也在试图保持这种平衡感。虽然大多时候，他表现得更像一个反叛者。

顽固的姿态产生一道裂痕。两年前，汪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接受采访。主持人抛出三条围绕汪建的争议让其回应，并在他作答后收集现场观众的评判——科学家还是科技民工、商人还是理想主义者、领头羊还是没落贵族。最终，汪建的自我认知与外界评定显示出一种令人炫目的分野。

汪建继续我行我素。不久前的另一次采访中，他明确反对一种目前流行但价格昂贵的宫颈癌疫苗，并呼吁大众应该接受相关基因检测。这随即引发了医疗体系的巨大反弹：一位该领域的投资人直接称汪建无知，并指责华大基因股价被高估；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欢迎的妇产科医生王玉玲批评汪建不尊重科学，表示“无比气愤”。在讳莫如深的中国商界，针对个人发动言语攻击并不多见。裂痕变成了一道鸿沟。过去数十年中，汪建和他的华大基因从未摆脱外界的质疑和嘲讽，而汪建对舆论场主动疏离和不合作的态度一以贯之。这次，一些人在等待汪建的回复，并期望他对自己的言行作出修正。但汪建依然故我，没有回应。

1.

汪建在外界的怒潮中接受了我的采访。那是在深圳远郊一栋梯田造型的极富宗教感的建筑里。这里远离喧嚣，依山傍水，恍然隔世。倚靠山势建造的庞大建筑整体宛若一座方舟，四周的山坡上栽种着几十种濒危树种和花卉。溪流蜿蜒缠绕，在建筑右侧形成一片湖泊，火烈鸟、孔雀、天鹅漫步其间。这是深圳国家基因库，也是汪建的理想国。建筑的深处，冷藏着1,000万份生物资源样本，150台基因测序仪正每天对近万个人类基因组进行分析和解密。这里有足够多的东西，用于展示这家世界最大的基因测序公司所代表的中国新型科技企业的成就和野心。

基因技术试图创造一个天堂。死亡人人难逃，但延缓衰老的速度还是有希望的。过去一百年，人类的平均寿命已经大幅提高。这是因为饮食、住房、公共医疗的改善以及药物的作用。今天的研究表明长寿可以遗传，且有基因与此相关。科学家正在仔细研究这一现象，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现代基因编辑技术对DNA做出关键性微调，帮助有需要的人延长寿命。那时，你也许会和自己的同学跑一场马拉松来庆祝95岁的生日。他们可能最先将这些技术用在植物和动物身上，并彻底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或者让一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复活。而这些几乎都依赖于汪建和华大基因这样的公司提供足够多的基因数据及分析结果。

汪建悄然出现在我身后。他个子不高，体型精壮，一头花白的短发。没有寒暄和握手，汪建带我径直走向中庭。他脚步很快，一步三个楼梯。我们最终在一张绿植环绕的桌子前坐下来，阳光从建筑的玻璃顶部徐徐而下，照在汪建略带疲惫、不苟言笑的脸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汪建。在以往的电视和视频节目中汪建表现得强硬而自我，但我远未想到他在现实中也会这样不留情面。我递上名片，正试图说明来意。汪建立刻打断我：“财富（《财富》杂志）是旧时代的东西了。”他开始讲述彼得·戴曼迪斯那本著名的《富足》与自己对世界认知的共通之处。奇点大学的创立者戴曼迪斯曾将8位顾客送上了国际空间站并创建过十几家商业太空探索公司。四年前，他在这本书中称：指数型增长的技术、“DIY”创新者、科技慈善家和崛起中的10亿人将“携手”在2035年前后使人类社会实现基本富足。“富足就意味着没有人需要为物质生活而担忧。”汪建义正严辞：还在追求财富的人都是傻子。

“这个世界还有大量贫穷和饥饿。”我反驳他。汪建不以为然，认为那都是政治家带来的。他反问我还在为追求财富奔波吗？我回答：是的。他说：“那一定是你总想着与人攀比，所以永无止境。”汪建自称在深圳无房无车，从头到脚没有一件价格过万的东西，自己除了早年在北京有一套不大的住房，在深圳的数年中都是租住居民房，且时常要为房东卖房而担心四处搬家。我向他表示怀疑。他却说，在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沉浸在农耕文化的人们看不明白；当今天进入生命时代，人们同样深陷于工业文明而不可自拔。我接着问他：那个新的时代真的来了吗？他坚定地说：“至少在华大基因，已经来了。”

我难以相信华大基因的数千名员工都与汪建一样清心寡欲。他便挖苦我没有做好功课就来采访他，并称自己在十年前就说过，“华大基因是一群为了寻找和践行新的生活方式而聚在一起的一群人。”汪建逐渐提高语调，并开始显得不耐烦了。我继续挑战他：“你是在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吗？”

汪建爆发了。他瞪圆了眼睛，几乎咆哮着对我说：“你满脑袋都是旧时代的观念，我们俩没法谈下去了。你要试图跟上我，而不是让我回答你这些乌七八糟的问题。”他的愤怒在大厅中回荡，我相信在几十米之外都可以听到。一旁的公关负责人紧张地递给汪建一杯水，并替我缓和尴尬。而公关团队的其他人则低头不语，显得手足无措。汪建接着说：“不要惹我发火。没别的问题，就散会。”他转过头，准备起身。

媒体从未在汪建面前占得上风。过去数年中，没有人能在公开的访谈中让汪建打开心门。他坚持着强悍的形象，从未展现出丝毫妥协。有时刻意地戏谑，有时过分地直白，关键时刻施以狡黠地躲闪。总之以此塑造出一个亦真亦幻、难以捉摸的形象。在知乎网站上，一位自称就职于香港大学熟知汪建的留言者这样评论道：“汪建不会允许媒体主导他，而他也总有办法牵着媒体的鼻子走。”他提到了不久前许知远对汪建的采访。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许知远是中国眼下最活跃的知识分子。在其近来引起讨论的视频对话节目《十三邀》里，他常常穿着拖鞋，叼着香烟，牛仔裤右后方的口袋里习惯插一本维·苏·奈保尔的小说。过去两年，他与中国最受世界关注的独立电影导演贾樟柯、哲学家陈嘉映、诗人西川以及在大众娱乐业炙手可热的制片人马东所进行的对话都取得了成功，而他对汪建的这次采访却在互联网上反响平平。“许知远没有办法继续‘悲悯地提问’，而变身成汪建的一位‘好奇者’。”那位留言者说，“这是汪建（又一次）一个人的秀场，作为坐在许知远对面的人，这是少见的。”

我想知道许知远是何感受。在从深圳返回北京后不久，我给他发去微信，他表现出无话可说的样子，让我去视频里找答案。我打开那期节目，汪建见到许知远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书是代表旧时代的东西。”我忍不住笑了。

2.

最初的冒险给了汪建偏执的理由。1999年，华大基因成立于北京顺义。这是一家私营的科研机构，没有国家支持，没有商业计划。在当时的中国，科研体系均依附于政府及大学，连企业内部也很少看到研发部门。由汪建在内的四人联合创建的这个组织，当时只有一个目的，代表中国人参加美国倡导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198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杜尔贝克呼吁绘制人的全基因组图谱，在根本上解开人类生老病死的奥秘。四年后，美国政府宣布至少投入30亿美元，耗时15年时间，联合多国科学家开展人类全基因组的测序和分析。这是继“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后影响20世纪人类的三大科学技术工程，它最终对人类的影响或许将远超前两项。

汪建目睹了这项创举的发生。从久负盛名的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汪建曾短暂做过一段妇产科医生。在那个学术大变革的年代，汪建不满于自己的所学所知，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学习。在完成硕士和博士的学业后，汪建于1990年进入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研习病理，并担任高级研究员。在美国已经成为热点的基因科学让汪建产生极大兴趣，它可能会颠覆人类之前对自己和世界的所有认知。更迫切的是，在汪建看来，胜于这项学科本身价值的地方在于西方科学界处理问题的方式。他称这是“搂底浆”，意思是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汪建意识到，如果再丧失掉这次机会，本已落后的中国科学界将永无赶超之日。

他想把中国拖进多国合作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在美期间，汪建结识了同在华盛顿大学已经名声显赫的于军和杨焕明，正是他们后来联合创立了华大基因（还有一位是在德克萨斯大学学习的刘斯奇）。彼时，于军已成立了华人生物技术研究联盟，他的团队正在接手一部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工作。1994年，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中国人自己的基因组研究计划，虽受限于技术能力和对未来走向的不确定，中国当时的策略仅是观察和跟随，但这至少证明中国并不是无视它。汪建看到生物科学与计算机技术正在融合，并预见摩尔定律会让这一趋势变得不可阻挡——在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立项后的四年内，基因测序的成本已经降低了三倍。按照这一速度推算，大约到2000年其成本已经能够被接受。

40岁的汪建认为机会来了。1994年春节，汪建和于军几人喝酒，不行别的酒令，只背《毛主席语录》。一人说“寄上三百元”，后面接“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汪建曾说，他能背下整本语录。酒令行到一半，汪建忍不住流泪，说：“同志们，我们已经红到骨子里了，还在美国待着干什么？干脆就接着红下去，回国吧！”

他们自作主张加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华大基因的四位创始人曾在湖南张家界召开了一次奠基大会。会上留下16个字：“年过不惑，家中殷实，施展抱负，报效国家”。但当时在中国科学界没有人认识他们，更不会有人相信他们能成功，甚至在中国政府内部找不到人批准他们做这件事情。汪建把想法报给国家，但最终石沉大海。1997年，杨焕明依靠个人关系和学界的声誉，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说：“我们代表中国加入计划。”这个请求最终得到美方同意，分给中国团队项目的1%。

华大基因的成立意味着汪建及其团队正式代表中国人展开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质工作。在2000年6月26日美国对外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绘制成功之前，华大基因顺利完成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3,000万个碱基对（约占整个人类基因组1%）的测序任务。

对这家公司而言，却是一场灾难的开端。一腔热血创建的华大基因几乎走到尽头。这家公司本无盈利计划，没有明确的后续项目，而且身背此前购置设备带来的巨额负债。

汪建对资本的藐视和厌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994年，他率先回国，为把“人类基因组计划”带到中国展开筹备。汪建在北京开办了一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乙肝试剂，自任董事长兼总裁。在那个年代，汪建的第一桶金赚得轻轻松松。他很快心生“赚钱容易，没意思”的想法。这是他后来称自己是“吃饱了撑的”的由来，同时也是后来其对财富表现出淡泊的基础。但当他们真正开始组建华大基因并需要购置大量昂贵设备时，资本却成为了汪建的障碍。

他掏空了之前试剂公司所有盈余和个人积蓄，并以全部资产做抵押寻找投资。最后一刻，精明的投资人看到汪建无路可退，进而改变主意，只愿拿出事先承诺的四分之一。他们还在谈判桌上羞辱汪建，让其闭嘴，称“money talks”。最激烈时，汪建在董事会上遭到资方股东的罢免。当时他也只能忍气吞声。两年前，汪建的挚友地产商王石在遭遇类似情境时，他告诉媒体，“我当时比他惨”。汪建与杨焕明最终凑够了3,000万元，用以购买关键设备基因测序仪（测序仪当时每台售价高达50万美元）。杨焕明立即提交申请，事后他们得知：假如晚递交一个星期，台湾阳明大学的学者就将递交申请，此后的历史都将被改写。

政治上的威胁时刻存在。华大基因虽已名声在外，但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尤其是在政府高层。即使知道的人也不愿公开谈论——这不是国家支持项目，未经允许和审批，华大基因是擅自代表中国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考虑到时代气氛，汪建刚刚起步的事业很可能被轻易摧毁。

然后，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在向全世界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绘制完成的电视讲话中提及：“要特别感谢一群来自中国的科学家”。正是这句话，意外成为汪建和华大基因的救命稻草。此事最终被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知晓。在北京极具象征意味的中南海，江泽民接见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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