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国家统计局存在感最强的日子，也是他们最闹心的日子。

不信你看：

中国的统计数据、统计核算制度并不因为有一些地方、一些企业、一些单位的数据真实性存在一定问题而受影响。——国统局局长宁吉喆，2018/1/18

中国GDP核算有扎实的、准确的基础数据，有制度、体制和机制保障，中间不存在有人干预或者修改数据的可能。——国统局前局长王保安，2016/1/19

近两年已经陆续查处了若干起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案例。希望各个地区，都按照中央的要求科学评价发展成果，不单以GDP论英雄。——国统局前局长马建堂，2014/1/20

每年年初举行的上一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原本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为什么历任局长总要提这些扫兴的事？

因为中外媒体偏偏抓着同一个问题不放——这些数据真不真？

局长们的内心也是无法可说的，每年都有那么几个地方不争气，曝出统计失真等问题，授人以柄。

今年是内蒙与天津。而且根据多家媒体和券商研报的预测，两地只是一个开始。

这么巧，你也被经济数据玩过？

如果你是一个有点较真的财经观察者，无论是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还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里的大佬，那你大概率曾因中国的经济数据而困扰。或是数据可疑，或是数据缺失，或是统计口径和国际接不上，总之让人想捶墙。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每年都有媒体问局长：为什么中国各省区域生产总值加和，不等于全国GDP总量？

*数据来源：近三年《中国统计年鉴》

2017年各省数据未出；2016年各省加和是78万亿，全国GDP是74万亿，（都未计入港澳台）差出一个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对此，局长的解释是，中国的统计制度是分级核算，工业联网直报，农业抽样调查，服务业采用电商等数据，所以全国数据不是各地加出来的，一地造假也不会影响总量的真实。

可是不仅各省加和大于全国，一省之内，各市加和也大于全省。

印象最深的就是辽宁。

2017年6月，小巴曾做过一期沈阳与大连的城市对比，当时要查经济数据，发现两地尚未发布2016年统计公报。

国家级公报2月发布，省级公报3月发布，省内外其他城市，再怎么拖沓，4—5月也发布了各自数据。然而，沈阳和大连并没有。

当年年初，辽宁省长陈求发首次对外确认，辽宁所辖市县，在2011年—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我们顶着面子上难看的压力，认真地挤压水分，2015年夯实了财政收据，2016年以来努力夯实其他经济数据。”

挤水分嘛，总是不易，沈阳和大连又在全国的聚光灯下，难以自处，其实很好理解。可是分析还要继续，于是我翻出两地的市人大会报告，幸好上面提到了预计地区生产总值，沈阳是6712亿，大连是8150亿。

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两个数据加上其他城市的产值，比辽宁省经济总量高出2700亿……

无可奈何的小巴，决定仍然采信这两个数据（也别无选择），同时在备注中说明情况。成文之后，发布之前，随手翻查，意外发现，辽宁统计局官网的局长信箱里，静静地躺着一份回复，回答一位高校学生，2016年辽宁各市GDP初步核算数据。

那个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写着，沈阳5460亿，大连6730亿，恰好抹平了和全省总量的差距，而这一数据不见于任何公开报告。

那一刻，我觉得数据在玩我，辽宁在玩我。

此刻，再次查询发现，沈阳直到9月、大连直到11月才发布统计公报，数据恰如局长信箱。

我仍然觉得他们在玩我。

自曝注水，下一个是谁？

2017年，辽宁自曝；同年，中央巡视组查出，吉林和内蒙古经济数据造假。

2018年，截至目前，内蒙古和天津自曝。

内蒙古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天津滨海新区核减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从10002亿至6654亿，幅度约为33%。

网友调侃，滨海新区变成了“宾每新区”。

在此之前，滨海新区简直是全国（数据）明星，2016年率先实现万亿产值，经济总量占据天津过半，直接把天津拉升到中国大陆人均GDP最高的省级行政区。

然而，早在去年讨论时，就有很多天津读者表示，经济数据和日常感知相去甚远。注册地在天津的三家独角兽企业，实际都是北京企业的关联公司；而天津的某些国企，也有左手倒右手做大营收的嫌疑。

此刻问题曝光，只想说诚不我欺。

那为什么地方政府扑通扑通都跳出来了呢？

一是，十九大报告强调，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再唯GDP论，这是中央给地方发了一张“我全都清楚，你坦白没事”的保命牌。

二是，地方领导集中换届，新任官员没必要为前任吹下的牛皮负责，还不如一挤到底，为今后的实际经济增长让出空间。

三是，营改增之后，原归地方的营业税变成了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增值税，虚报产值意味着要自己贴钱上缴中央财税，这个牛皮吹起来肉疼。

四是，去年6月中央深改组通过了《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以后各省经济核算不再由省级统计局负责，而是国家和地方共同完成。等到国家统计局亲自查出问题，性质可就变了哦。

四层激励之下，各地相继自曝注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拭目以待，谁是下一个，乃至下下个。

统计，国之重器

唐初的人口册是极完密的。户口册叫籍，同样须造三份，一本存县，一本送州，一本呈户部。政府的租调，全都以户籍为根据。账则是壮丁册，在今年即预定明年课役的数目，这是庸的根据。唐制每岁一造账，三岁一造籍。

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普遍经常地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

唐代很快便走上了太平治安富足强盛的光明时代，那时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无关大体的。……然而这些便是此后租庸调制（唐代税赋制度）失败的最大原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回顾中国历史，中央对地方的管束力衰弱，往往始于统计制度的失效。谁掌握了更多信息，谁就掌握了博弈的主导权，因此统计乃国之重器。

这个道理，如今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不懂。

所以，你看，上面的每一项举措，都透着一股恩威并济的劝诫意味：我都放下GDP了，你怎么还抱着？你给我真实，我给你真实的力量。

围观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围观他们对于信息不对称的拉锯，大概是中国的财经观察者在困扰之外，难得的乐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