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造假案件，讨论已有许多。总理深夜批示，药监局立案调查，你我不妨静观其变。

今天想讲的，是两个半有关疫苗的故事。

人类消灭的第一种传染病是天花，那第二种是什么？

答案是还没有，但极有可能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极有可能就在2018年实现。

时钟回拨30年，1988年世界卫生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了“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西太平洋地区计划在1995年消灭脊灰，中国也响应了这一目标。

从趋势看，不算困难。我国自1960年逐步推广脊灰疫苗，1978年开始实施计划免疫，1989年初颁布传染病防治法，病例数一直呈波浪形下降。

1964年，年发病数43156例；1983年，全国报告3296例；1988年，仅报告667例——哇，形势一片大好。

就像所有俗套剧情一样，人们放松警惕了。

其实这事很难怪到谁头上，当时卫生防疫机构不健全、基层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农村赤脚医生责任心不强几乎是普遍现象，疫苗全程接种的比例很低。

于是，1989年夏，山东与江苏交界的沂蒙山区，暴雨引发洪水，洪水阻断交通，村民就近在池塘、沟渠饮水，结果爆发了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情。仅江苏邳州一地，就有648名（一说597名）儿童发病，举国震动。

当年全国，报告4623例，发病率重回80年代初水平。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将“1995年实现以乡为单位儿童免疫接种率达到85 %”纳入“八五”计划。

发病大省苏、鲁、豫、冀、皖进行五省联防，并与国际组织合作技术项目，同时全国开展多轮强化免疫日，数以亿计地投服糖丸。

1994年9月，中国报告最后1例本土脊灰病例——就用了不到5年时间。

2000年10月，WHO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

可以从此不接种疫苗了吗？2011年7月-10月，南疆地区出现了一场由巴基斯坦输入的脊灰疫情，累及10名幼儿和11名成人，还造成2人死亡。

2017年，全球仅剩两个国家发现了12个脊灰病例，分别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与中国接壤，因此世卫组织仍然提醒中国保持警惕。

让我们以一则报道结束第一个故事，2008年9月16日，北京残奥会结束后，新华社如此写道：

江苏苏北地区一个小县城今日书写了残奥会历史上的神话，7人先后在残奥会乒乓球项目比赛中夺得6枚金牌、2枚银牌、1枚铜牌，真是“残奥会冠军之乡”。

哦，这个残奥会冠军之乡，就是江苏邳州。这些残奥会冠军，都来自一个叫“希望之家”的脊灰患者帮扶机构。当年的邳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张辅世退居二线后，多方奔走建起了这里。

向冠军们致敬，向张辅世老人致敬，也希望所有因为此次疫苗事件而心生“别打疫苗”之念的人们，都记住这个地方。

美国人民也有拒绝注射疫苗的时候，那是在1955年春天，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疫苗安全事故之后。

当时，卡特实验室出品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由于灭活病毒不够彻底，出现了脊髓灰质炎活体病毒。这些疫苗，最终导致12万名接种儿童中4万人患病，连带传染1万人，其中113人永久瘫痪，5人死亡。

事故曝出后，不少愤怒而忧心的美国家长就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

此事也导致了美国医疗界的人事地震，卡特实验室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被开除，美国卫生部秘书长和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引咎辞职。

不过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之后的戈茨丹克诉卡特实验室一案——安妮·戈茨丹克是脊灰疫苗事故的一名受害者，案发两年后，她将卡特实验室告上法庭，并最终获赔14.73万美元。

从此，关于疫苗安全的诉讼一件接着一件。

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由于不良反应受到伤害、向疫苗生产商提出的索赔金额已高达35亿美元。大量索赔案件使得许多药品公司停止研发和生产疫苗，退出市场，疫苗价格随之飙升。

例如，百白破每剂量的成本，从1982年的11美分，增至1986年的11.4美元，其中8美元用于责任保险。

疫苗短缺无疑是颗地雷，威胁着公共卫生安全。为了降低疫苗生产商的赔偿责任，美国国会于1986年通过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Injury Act），规定每支疫苗的销售收入中，缴纳0.75美元税费，作为“疫苗伤害赔偿信托基金”的主要来源。

顾名思义，这支基金就是用来赔偿不良反应伤害的，最高可以赔付25万美元。

赔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法案规定成立了全国疫苗项目办公室和疫苗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一套关于疫苗研发、生产、流通的极其庞杂的规范体系由此而生。

单是主力监管机构FDA下属的生物制品审评与研究中心，就有员工1140人，疫苗的三个阶段试验审核往往要经历数年时间。

30年后，美国人对疫苗的信心，才一点点重建回来。如果从1955年算起，那就是60年。英国也有类似的故事，日本也有类似的故事，没有谁的规则制度是天生完美的。

最后半个故事是一连串未讲完的故事，你我亲身经历、亲眼见证的故事。

其一是大头娃娃奶粉事件，2003年，距今15年；

其二是三聚氰胺事件，2008年，距今10年；

其三是山西疫苗事件，2010年，距今8年；

其四是山东疫苗事件，2016年，距今2年；

其五在眼前。

中国真神奇。

几天前，《纽约时报》发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中国通过大笔财政支出激励产业和科研，实现跨越式科技发展，如果美国担心中国赢得未来，为什么不也这样做呢？

当时小巴正在写一篇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文章，看到此文不禁发笑：北京新能源汽车补助政策调整，补贴总额不超过车价的60%；广州也调整，也是补贴不超过车价的60%。

60%！你们美国人真的明白，当中国人决定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时候，能发多大的狠劲吗？（且不论对不对，只论狠不狠）

结果新能源汽车没写完，疫苗问题持续发酵，又让小巴有了不一样的思考。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这是中国的国家优势，或许也是制度优势。但是“大”，在攻的时候是优势，在守的时候却是难题。

我们可以用5年时间，把数以亿计的疫苗送到孩子手里，把一种遍布中国的疾病抹杀到零；却至今无法做到，保障每一年、每一天的每一支疫苗安全有效。

13亿人攻在一处，无往不利，而要守住13亿人，防不胜防。

那怎么办呢？

美国已经展示给我们了：织网没法像出拳那样痛快。法律与制度的缝缝补补，需要时间，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很难绕道。

吃一堑还请真的长一智，这已是最快的捷径，我们也就这么点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