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三星终结了英特尔25年的霸主地位，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同时，它还“干掉”苹果，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企业。

最逆天的，它几乎控制着全球手机产业链命脉。手机三大件CPU、存储器和液晶面板，后两项它是全球第一，芯片代工则是全球第四。

三星称霸的领域，也正是中国人最心痛的短板。早在2013年，半导体就取代石油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产品，年进口额超过2200亿美元。这其中，三星也是最大“贡献”者之一。

然而，40年前，三星还在给日本人打工；30年前，三星还在生产廉价的“地摊货”；20年前，三星还在被美国和日本吊打！

它是怎么成为全球半导体之王的？它的崛起与称霸之路，也就是韩国的崛起与争霸之路。

▲2017年，三星超越英特尔成全球营收最高半导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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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的起点只是一家小商会，最早做贸易，贩卖干鱼、蔬菜、水果到中国。60年代涉足制糖、织布、化肥等领域。1969年成立三星电子，开始生产黑白电视。

六七十年代，半导体技术革命引领全球电子产业飞速发展。三星创办人李秉喆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高附加值的行业是韩国未来的希望。但他的想法也仅仅是给日本三洋打工。

当时，半导体技术垄断在美国和日本手中，李秉喆不敢有太多奢望。对于这个资本、技术双秘籍的行业，公司大多数人，包括关系亲近的社长，都反对投资半导体，连政府也不看好。

但李秉喆的小儿子，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健熙却在长期考察、分析之后，盯上了半导体。理由是，韩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应该发展附加值高的尖端产业。

最重要的是，那是自己痴迷且擅长的领域。

几乎所有人的反对的中，李健熙对父亲说：“爸，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要试试看那件事！”然后，在“半导体会搞垮三星”的言论中，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1974年，李健熙买下韩国半导体公司，剑指当时正在兴起的内存技术。

内存又叫存储器，是大多数电子产品的主要部件。根据不同的技术，分为很多种类，目前主流的是DRAM内存和NAND闪存，前者用作手机和电脑系统内存，后者用作手机闪存和固态硬盘（SSD）。

为了获得成功，李健熙先后50多次前往硅谷，引进技术和人才，倾注巨大的努力和投资，但事情的难度比他想像的还要高，年复一年，他所得到的都是不断的亏损。

或许是被儿子的野心与不破楼兰誓不还的决心打动，几近弹尽粮绝时，李秉喆终于出手支援了，他派出得力干将辅佐李健熙继续苦战。

两次石油危机也让李秉喆对李健熙的判断更加信念坚定：身处资源匮乏的小国，发展半导体更能让三星赢得未来：“一定要在我闭眼之前开始这个事业，这样三星才会安然无恙。”

1983年，三星在京畿道器兴建立第一个半导体工厂，正式向内存宣战。

然而，父子两人依然低估了这场战役的惨烈性。

在人们印象中，电子产品每年都降价。但内存很奇葩，它和化工品一样，是重资产、强周期，价格大起大落，涨起来数钱数到手软，跌起来连自己都想砍。

好处是，一旦熬过衰退期，你就是号令天下的老大。

在这个行业混，策略也几乎只有一个，要么拿钱砸死对手，要么被对手拿钱砸死。

英特尔是这个行业最早的玩家，1970年就将DRAM投入大规模应用，四年后横扫80%的市场。之后，日本人异军突起，击败了英特尔。

当三星染指这一市场时，日本人已经是世界霸主。

作为毫无市场地位的后来者，三星只能忍辱负重，从人才到技术，一步一步往上打。做学生是要付出代价的，从别人碗里夺食，围追堵截，短路封杀也都是家常便饭。

三星的代价付了一波又一波，也被对手一轮接一轮的吊打，风吹雨打，风雨飘摇中，李秉喆、李健熙越挫越勇，咬定青山不放松。

即便这样，前路也依然是坎坷。

先是技术难关难过，1983年，三星开发64K DRAM时，关键技术整整落后日本5年。到256K时，与日本相差2年；1M时，还落后1年。

再是好不容易突破技术封锁，又遭遇到了行业的第一次衰退。1984年，三星刚推出64K DRAM，内存价格就暴跌，从每片4美元雪崩至每片30美分，而三星的成本是每片1.3美元。换句话说，每生产1片亏损1美元。

在此期间，三星人受尽日本嘲辱。但他们并没有理会，卧薪尝胆，聚精会神，埋头苦干。

到1986年底，三星累计亏损3亿美元，股权资本全部亏空。

第二年，李秉喆去世。

闭眼的那一天，他也没能见到三星半导体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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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亏到内裤都不剩的李健熙依然不放弃。

也就在他最困难的这一时刻，全球产业格局悄然被改变。

由于市场不景气，昔日的行业大佬英特尔被迫退出，转行干起了CPU，NEC等日本产商也纷纷缩减投资规模。看上去比谁家都更输不起，也更没有资格赢的三星，却不知天高地厚，像赌徒一样疯狂地逆势加码——“越是困难，就越要加大投资。”

持续10多年的亏损，不但没能动摇李健熙的信念，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残酷相争，两败俱伤时，谁能多撑一口气谁就赢，咬紧牙关的李健熙用尽全力往前撑。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三星在全球半导体业界疯狂抢人抢技术，到日本聘请工程师利用周末前往韩国传授技术，到美国半导体公司招募有经验的韩国人……总之是，能“买”的就“买”，能“偷”的就“偷”，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在美国半导体公司的韩国人中，有一个叫陈大济的年轻人，谢绝IBM公司的再三挽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三星，理由是“真想赢日本一次”。

后来，他成了三星电子的CEO。

众志成城下，苦熬多年的三星人渐渐迎来行业转机。

就在李秉喆去世的当年，美国向日本半导体企业发起反倾销诉讼，双方达成出口限制协议。受此影响，DRAM价格回升，三星乘势崛起，不但实现了盈利，还开始在技术上领先日本。

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个64M DRAM，并于当年超越日本NEC，成为全球最大的DRAM制造商。两年后，又率先推出256M DRAM。

三星的崛起，还带动整个韩国形成一个内存产业集群，在其带头示范下，现代（2001年后改称SK海力士）也跻身世界三强，与三星一起，跟日本打起了争夺内存霸主的激战。

在韩国厂商的挤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整合日立、NEC、三菱的DRAM业务，组建“国家队”尔必达，以寻求对抗。但大势已去，日本人再也没能找回昔日的地位，10多年后，再一轮周期更迭，三星再次如法炮制，最终以自杀式的投资，彻底将日本人赶出了这个行业。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DRAM价格雪崩，从2.25美刀狂跌至0.31美刀。

众厂商哀鸿遍野时，三星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将三星电子上一年的利润全部用于扩大产能，故意扩大行业的亏损！

DRAM价格很快就跌破材料成本，大多数玩家都熬不住了。

最先倒下的是德国巨头奇梦达，由于资金链断裂，于2009年初破产。

日本更惨，其标杆公司尔必达苦苦支撑数年，最终于2012年被美光收购。另一巨头东芝的闪存业务，也在2017年被美国贝恩资本收购。

当日本人最后的希望破灭，韩国人接管的几乎是整个世界。

至此，整个DRAM行业已只剩下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三大玩家。其中，三星和SK海力士这两大韩国巨头合起来，独占了全球75%的份额，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霸主。

尔必达破产当晚，位于首尔京畿道的三星总部，灯火彻夜通明。通明的灯火中，一个超越此前所有对手规模和实力的半导体帝国，彻底圆满了它已梦了好几十年的王者地位。

进入2016年，在大数据、云计算、比特币挖矿等需求的带动下，内存价格一路飙升，三星数钱数到肝颤，并借此东风，一举将英特尔挑落马下。

同样的故事，三星还在液晶面板上，几乎是义曲同工地重演了一次。而且，也是带领着整个韩国产业一起往上打，并且打成了世界之王。只不过这一次，跟它一起上的是LG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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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半导体，主要拼两样东西。

一个是钱。半导体就是烧钱的游戏，建一个工厂动辄数十亿美元，光是一台ASML光刻机，售价就高达1亿美元，还不一定卖给你，比如对中国就长期禁售。

另外一个是人才。在高科技行业，人才就是企业的命根子。

最近一两年，内地半导体企业在整个东亚疯狂“挖墙脚”，引起日韩两国的恐慌，韩国人放话：不怕中国抵制“萨德”，就怕中国挖人。

韩国人当然应该忌惮，因为三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才战略的结果。

三星对人才的渴望，从李秉喆时代就开始了。这个帝国的创始人，很早就提出人才第一主义的信念。他声称，自己一生80%的时间都用在了育人选贤上。

李氏父子二人，个性差异很大。李秉喆锋芒毕露，善于表达；他有洁癖般的严谨，绝不允许半点差错，上飞机哪怕慢1秒钟，都会对秘书大发雷霆。

李健熙则相反，沉默寡言，很少袒露真心；他为人宽厚，允许下属犯错，且从不过问细枝末节，只关心大方向和战略问题。

但两人在人才问题上，却有着不谋而合的共识。

李健熙掌权后，对人才的重视，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2002年，他曾当着众多社长的面说：“以前，是几十万人养活一个君主；今天一个天才能养活20万人。”

他还以比尔·盖茨为例，说明韩国只要有三个比尔·盖茨，整个国家就能提升一个档次。而自己的任务就是，寻找三名这样的天才。

尽管性格内向，李健熙对识人却有一手绝活。

当年，父亲曾开除过一名干部。作为高中生的李健熙，却认为此人是人才，建议父亲将他请回来。结果，这个人后来为三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同学看他插手大人的事，挖苦了他几句，他却说：“研究人的功课，我做得是最认真的。”这句话从一个内向的孩子嘴中说出，令人不寒而栗。

李健熙喜欢具有特质的人才，虽然不一定是全才，但一定要在某个领域拥有无人能及的天赋，同时还要有“从马车梦想到汽车”的狂热。

为了吸引人才，李健熙打破常规，为他们开出比CEO还高的薪水。他本人则亲赴日美欧等人才聚集之地招揽人才，从全球500强企业里挖人。

如今，三星已建成以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为核心的三级研发体系，同时还推行地区专家制度，每年派遣优秀人才到海外学习。

在李健熙看来，“不管这个人才有多贵，只要需要，就一定要招进三星。”而他的下属也清楚，凡是会长看上的人才，无论花多大代价都得拿下。

2001年，三星盯上一位半导体专家。

本来约好9月12日签约，结果头天早上发生了911事件，全美所有航班停飞。眼看事情就要泡汤，人事科科长李宪凤不顾疲劳，连续驾车13个小时，亲自赶到对方家中。

挖人可以不惜血本，但人才守不住，李健熙可是要发飙的。有一次，三星一位总裁被现代汽车挖走，李健熙不依不饶，一直找到总统那里，把人要回来才算完事。

三星最经典的一次挖角，是从台积电挖走梁孟松。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梁孟松则是台积电的元老，FinFET工艺负责人，其功劳被认为仅次于公司技术副总蒋尚义。

2009年，梁孟松突然从台积电辞职，离职前跟公司签下竞业禁止协议。

之后，梁孟松前往韩国，在一个叫成均馆大学的地方任教。在那里，他只教一门课，每周授课时间不超过3小时，学生只有10人。

外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成均馆大学就是三星投资的。台积电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次，梁孟松在邮件中不小心说漏了嘴，用三星的邮箱给导师写信祝寿。

根据后来披露的事实，梁孟松在成均馆大学的学生，都是三星的资深技术人员。

坊间一直将三星在芯片代工上的崛起，归功于梁孟松的“叛变”。但这种说法显然言过其实。事实上，三星早在2004年就开始做芯片，后来一直替苹果做代工，实力不容小觑。

三星不仅挖走了梁孟松，还曾打过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的主意。

据张忠谋自己透露，1989年李健熙到台湾视察业务时，曾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被他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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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的崛起，似乎是靠拿命豪赌，然而，它的豪赌绝非匹夫之勇。也不是谁都可以像它这样豪赌，并且能够赌成功的。

市场上的机会，大抵分两种：一种是确定性的，另一种是不确定性的。

内存和液晶面板处于产业链的中上游，是大多数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其特点是需求确定，尽管行业有周期起伏，但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顶多是技术上的升级。

三星因此将它看成是确定性的机会。

同时，这些产品面向下游厂商而非终端客户，用户体验并不重要，性能、量产技术和良品率才是关键。而要提高性能，提高良品率，就必须敢下狠手，敢上规模。

三星因此确立了自己的策略：瞄准长远，立大志，下狠注，血拼对手，拼到对手倒下，拼到自己只剩最后一口气还继续拼，然后一统江湖。这就是三星在半导体领域崛起的核心逻辑，简单粗暴，但绝对管用。

但这种以命血拼的豪赌、自杀式的大决策，以及瞄准长远的卧薪尝胆，在容易赚快钱轻松钱的环境，或者更重眼前利益，权宜之计的思维里是很难发生，也很难干成的。

企业和企业家的天职就是逐利，如果一个经济体或经济环境总是鼓励赚快钱，赚轻松钱的，也总是有快钱、轻松钱可以赚的，那就不太容易有人去卧薪尝胆，以命血拼，即使有人愿意，也不容易成功。

三星能够干成，首先得益于它拥有李秉喆、李健熙这样的高瞻远瞩，雄才韬略，又钢铁意志，胸怀远大的杰出企业家。投资半导体，动辄数百亿美元，还面临长期的亏损，而且亏的大多时是跟自己有关的钱。这种事情，不光是要权力，要有资本，更要有一颗伟大的心。

同时，它也得益于自身的家族式独裁财团身份，得益于李家始终牢牢掌控着公司的最高决策权，这使得它能够突破部门利益的藩篱，去真正实现自己的意志，而且不被短期资本或各种利益牵绊或扼杀。

还有就是，韩国政府以及韩国社会，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对三星这样的企业不断往产业顶端进攻的支持。主观上，韩国重视从顶层设计上培育扶持真正有利国家长远利益和竞争力的产业；客观上，小小的韩国市场，逼迫企业必须走出去才能有大利可图，要走出去，你多少就得有点真本事。

最后说点题外话，中美贸易争端以及中兴事件引发了对自主掌握核心的思考。华商韬略研究室以为，除批评中国企业普遍不重视掌握核心，哀叹中国企业普遍不够核心之外，更应该去想想，为什么中国企业不愿意去掌握核心？

跟台面上盛嚣的中美贸易争端和中兴事件相比，更值得关注其实应该是台面下的近乎是集体式的经济思维：海南自贸区和自贸港，朋友圈预言，海南房价又要大涨；央行降准，朋友圈预言，房价又要大涨；朝鲜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朋友圈也是，快去朝鲜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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